224款中国APP在印度遭禁,为何APUS能活得好?

报道 2个月前 (09-08)

本文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创业邦(ID: ichuangyebang)

作者| 孔露娇

编辑丨及轶荣

“印度封禁在我们的意料之中,但出海不会停下来。”APUS创始人李涛表示。

9月2日,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再次发布公告,宣称禁用118款中国App。

被禁榜单前六名都是APUS的产品,其它被禁止名单还包括绝地求生、企业微信、微信读书、名片全能王、百度、新浪新闻、手机淘宝、优酷、支付宝等。

224款中国APP在印度遭禁,为何APUS能活得好?

加上此前的禁止名单,被印度禁止的中国APP已经达到224款。

同样的戏码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上演。

6月29日晚,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(NIC)发出“中国APP禁令”,禁用由中国企业开发的59款应用。7月31日,特朗普表示将做出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的决定,随后将猎杀范围又扩大到了微信及其它企业。

从印度到美国,从59款到224款APP,中国出海企业遭遇了史上最大“劫难”。

针对印度、美国禁用中国企业App事件的影响,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形式,APUS创始人兼CEO李涛对此进行了深度分享。

APUS从2014年开始,在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互联网出海的定位。新兴互联网市场给APUS提供了巨大的机会,目前APUS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,总用户量超过了14亿。

据李涛透露,由于APUS的快速发展,在2018年就遭遇到谷歌的打压。随后他开始意识到,中国出海企业的关键节点都卡在外国企业手里,于是迅速调整战略,不再过度依赖Google和Facebook,开始建立第二增长曲线,关注国内庞大的用户市场。

他表示,由于此前的经验和战略转型,此次印度封禁事件并没有对APUS造成过度影响。

对于未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,李涛认为,要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和思考世界,未来半年会是出海纠结期,但是出海不会停下来,中国经济必须走出去。

224款中国APP在印度遭禁,为何APUS能活得好?
APUS创始人李涛

APUS怎样未雨绸缪?

眼下中国整个出海行业都受到挑战,首先是疫情,其次是中美贸易冲突。

2018年末到2019年,最具有标志性的是华为事件。2020年在疫情之下,首先出现的是印度封禁事件和TikTok事件,中国科技企业连续遭到印度和美国政府系统性的打压。

在整个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,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加以理解。

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,世界经济都会发生大的变迁。经济结构的改变,会使经济的推动和刺激要素发生改变,同时也会使整个社会阶层发生系统性的变化。

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行业,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出现,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和财富被重新分配,并向金融和科技行业快速倾斜。

“APUS在中国最早做出海,对海外有非常多的宏观背景的分析。2017年,我们将VIE结构拆掉回到中国,原因是用户市场和收入都在海外,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海外,资本、用户和市场全都在海外,对我们来说很危险。”李涛说道。

2017年,APUS是Facebook中国区排名第一的商业变现合作伙伴。在2018年第四季度之前,APUS也是谷歌中国区排名第一的商业变现合作伙伴。

在2018年第四季度,APUS受到谷歌的打压。与此同时,中国大量的出海企业变现帐号都被封掉,产品全部下架,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。

“但最幸运的是,我们的产品没有被下架,但是变现帐号被封掉了。”

李涛表示,APUS从2019年开始进行策略性的调整。

首先,核心战略从原来的出海转向了全球化。出海是把中国成熟的产品、技术和商业模式带到海外去,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。全球化的本质在于,APUS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,而是完全定义为全球化企业。

“无论是美国、中国,还是任何一个国家,都是我们全球视野下的一个市场,我们关注的是在哪个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支撑,在哪个市场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。”李涛说道。

2019年之前,APUS没有布局中国市场。2019年之后,APUS开辟了国内业务。从新兴市场到欧美市场和日本、韩国市场,整个战略从出海转到全球化。

全球化分散风险的布局,使APUS避免了过度依赖美国市场,以及印度ARPU值较低的市场风险带来的影响。因此,疫情和中美贸易冲突对APUS的影响相对较小。

其次,交易模型发生了改变。APUS的商业模式一直都没有变,产品对用户免费,免费为用户提供包括系统、安全软件、浏览器、视频、图片等各种软件,但收取广告费。

“我们过去把谷歌、Facebook作为代理,2019年后,我们把交易模式改为与国内的公司合作,加上自己的销售平台。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卖广告,规避可能出现的海外政治风险,因为我们对海外政治风险有预判。”李涛解释道。

最后,持续进行产品创新。APUS原来的产品主要包括手机系统、安全、浏览器等一系列工具类的软件,2019年开始进入到图片和短视频市场,包括Cut Cut、VIKA等一系列图片和短视频产品,并在珠海建立了游戏研发中心。通过内容类的产品来丰富全球范围内新用户的手机体验和手机服务。

据李涛透露,这三大战略调整使APUS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20年一二季度,业务都一直保持着高增长。

对于此次印度和美国封禁事件,李涛认为最大的影响就是“开了个坏头”。

“印度封禁事件的最大的坏处,就是以行政手段来打击经济,开了一个坏头,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跟着学,用行政手段对其它互联网创新企业进行打压,试图以此促进自己国家互联网的增长。”

以下为对话访谈实录

记者:2018年,当时你们最大的客户是Facebook、谷歌、推特,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?

李涛:现在他们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,我们跟谷歌、Facebook、推特还有合作,但是现在核心是我们自己的销售体系,我们有一个平台卖自己的广告。我们也跟包括像字节跳动的穿山甲、腾讯的广点通以及百度的广告系统进行合作,跟欧洲和以色列的一些第三方平台也有合作。

记者:由国外的巨头代理到现在自己做,中间付出的代价有多大?损失有多大?

李涛:我们用了整整2019年一年的时间,损失肯定以十亿单位来计量。从2018年开始,我们的收入降下来,2019年收入也很少,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,包括新的合作伙伴、新的技术等。我们今年的收入可能会创造历史新高。

记者:谷歌打压事件你有没有预判?对APUS来说是出乎意料,还是意料之中?

李涛:意料之中的事情,只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快,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决绝。在谷歌这个事情出来之后,谷歌中国团队从上到下都在帮我们解决和沟通这个问题,换句话说,这个决策根本不是中国团队做的,是谷歌最高层的一个决策,整个中国区团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记者:印度封禁事件在你的意料之中吗?

李涛:确切地说,印度封禁在我们的意料之中,但这个做法在意料之外。2017年就有一个封禁名单,APUS也在里面,这事对我们就跟挠痒痒一样,就是做个样子给用户看,所以我们根本不太在乎。今年我们没有预料到,这么大规模一刀切,而且是真正在落实。

记者:APUS在印度有多大的团队?后来有什么调整吗?印度和美国用户的占比是多少?

李涛:我们在印度有一个弹性的开发和运营团队,少的话是五十人,多的话两百多人。目前中国员工不去了,都是远程控制。印度用户大概占总用户的10%,北美用户占到7%-8%。印度用户的ARPU值很低,一个美国用户的ARPU值差不多是一个印度用户AURP值的50倍。

记者:如果寻求增长的话,初创企业还会把眼光瞄准印度吗?

李涛:我觉得就算没有印度封禁事件,印度也不应该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战场。客观来说,印度不是中国初期创业者该去的市场,它是个豪赌,要想做印度市场得有足够多的钱,有足够长的耐心。

印度有将近14亿人口,大概有1.5亿人会写字,只有1亿多人懂英语。印度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,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种性、宗教、语言不统一的问题,而是文盲问题。印度有超过10亿人是文盲,就是不认识字,这是印度最核心的一个大问题。

这个问题的背后,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,但人均收入增速很慢,市场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能力。所以中国到印度去的企业,像阿里和字节跳动,没有在印度挣到钱的。所以就算没有这个政策,中国的开发者在印度也不一定能够赚到钱。这是一场豪赌,要投入钱,投入时间,要有耐性,陪着印度市场成长。

从短期来看,印度肯定没法去,长期来看不好说。一个国家互联网发展好不好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,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,第二个是网络基础设施,这两方面印度都很差。

现在中国开发者要出海,第一个是考虑哪些地方赚钱,企业赚钱还是第一原则。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,还有中国都不错,中国的消费水平在互联网方面跟美国类似。

记者:中国市场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?

李涛:从宏观上来说中国肯定是饱和,因为每个领域都有巨头,这就需要你能够寻找机会。中国从2015年开始,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“下沉市场”,就是去找别人落掉的那些空间。

记者:你们在国内的产品和用户主要也是下沉市场吗?

李涛:我们在国内的用户包括下沉市场。国内的95后已经25岁了,新的用户一直出现,一二线的城市用户已经换了,三四五六线的新用户又出来了,所以这个市场其实永远在涌动着新的机会。大企业只是比新企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,比如品牌影响力,但并不是说有很强的垄断优势。

记者:国内市场算是APUS的第二条增长曲线吗?

李涛:我们原来第二条增长曲线是做内容产品,做了图片和短视频类的产品,2018-2019年被谷歌打压,逼着我们把国内业务变成了第二条增长曲线。

记者:APUS在国内的主要营收方式还是广告?未来可能在哪些领域扩展?

李涛:到今天为止,我们在全世界的营收方式都是广告。未来有可能做服务产品。在海外比如像印度这些国家,在2022-2023年之前都不会动。

记者:印度、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后,可能会有其他国家效仿吗?

李涛:一定会,动了谁的蛋糕谁就会跳出来这么干,不排除其他国家会用这样的手段。可能在欧洲、东欧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,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政策,未来的政治风险持续至少两三年。

记者:出海现在还是一门好生意吗?

李涛:我现在做的东西别的企业再来一遍,肯定不是个好生意,但是做别的东西肯定还是有机会的。

第一,市场要选好,现在出海选择还是要更多关注消费能力较高的用户市场。第二,在产品方面,还是要把内容和游戏类的产品做起来,不要再尝试做工具类产品,工具类产品现在出海肯定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,没有太大的机会了。所以你说出海是不是一个好生意,出海生意很多很好的,看你怎么做。

记者:未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,是否会长期面临不稳定的因素或者被打压的可能性?

李涛:在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是的。因为整个世界是动荡的,财富在重新分配。

每一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,都会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。在分配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利益冲突,这种利益冲突就会带来动荡。在国家内部也会涉及到很多产业上的冲突,国内的财富在向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倾斜,也是在向金融和科技领域倾斜。

记者:未来出海的趋势会冷下来吗?

李涛:不大会,出海在未来的半年里是纠结期,所有人都在找机会。每一次在爆发之前都会有一个沉静期,大家在不停酝酿、找寻这样的机会。出海现在面临的外在的压力很大,内在的张力也很大,因为还没有爆发。

我认为出海不会停下来。

我们国家现在是生产大国,不是消费大国,我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拉动消费。14亿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仅仅相当于1亿美国人的消费水平。我们不走出去没有前途,不光是中国互联网,中国经济都在走出去。